神秘的元代军机要道与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

作者简介

邵如林，男，1950年出生于甘肃，高级经济师，在甘肃金川集团工作。系甘肃省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出版《丝绸之路古遗址图集——河西走廊段》《丝路起点看洛阳》《运河中心话洛阳》《中国河西走廊》等专著多部。1296年，位于欧洲亚平宁半岛意大利北部的两个城市国家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为了争夺商业利益爆发了海战。结果，热那亚战胜了商业劲旅威尼斯。战争期间，有一位驾着自己的战舰为威尼斯而战的商人也随着战争的失败而被俘，并被胜利的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然而有谁能想到，正是这晦暗苦闷的牢狱生活，却为这位不幸的威尼斯商人拉开了一个伟大创作的序幕，为世界催生出一部至今仍在争论不休而又被视若瑰宝的“第一奇书”！这就是不朽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行记》。当年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 ），与意大利比萨城的骑士鲁思梯切洛（Rustichello of Pisa）同关在一间牢房。这是一个有着敏捷文思和生花妙笔的文学作家。为了打发狱中难熬的无聊时光，马可·波罗就向鲁思梯切洛讲述了自己刚刚从东方游历归来的经历。他的经历对于当时还不十分了解世界，尤其是对世界东方充满着谜一般猜测和幻想的欧洲人来说，不啻为天方夜谭。于是，马可·波罗一边回忆和叙述，鲁思梯切洛一边笔录，记录下了马可·波罗归国之前曾经游历东方的传奇经历。当1299年他们被释放回到威尼斯后，一部《马可·波罗行记》就开始在威尼斯流传，并很快被人们争相传抄，几个月内就风靡了整个意大利！《马可·波罗行记》以记实的手法，记叙了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行以及途经西亚、中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和他在中国各地的见闻，叙述了他在中国元朝忽必烈的宫廷中所经历的政事、战争、节日、游猎以及听到的宫廷秘闻等。书中还以相当篇幅记叙了南京、镇江、扬州、杭州、福州和泉州等中国内地城市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商埠都市的繁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第一次清楚地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拉近了中国、亚洲同欧洲的距离，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马可·波罗行记》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世界第一奇书”。尽管有些人对书中一些不可思议地描述感到疑惑，但人们还是禁不住书中内容的诱惑，不断传抄这部著作，使这本书成了中世纪最畅销、对欧洲人影响最大的游记著作。大量传抄的结果，就出现了大量不同质量的抄本和不同文字的译本。加之各种水平的抄写者有意无意的误抄、遗漏、删节和恣意加工，以致有学者想对流行的《马可·波罗行记》进行研究时，在他们所面对的140余种抄本中，竟没有两部是完全相同的！1477年，随着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和使用，《马可·波罗行记》首先在德国纽伦堡出版了德文版。此后，各种文字的印刷本也开始大量出现。这个时候，人们方才发现，《马可·波罗行记》的原始稿本早已不知去向。它被淹没在了不断涌现的大量抄本和印本之中，悄悄消失得无踪无影！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学者就开始了长达数个世纪的对《马可·波罗行记》真假稿本的甄别和研究。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人们针对书中一些夸大、虚构和让人不可思议的内容，开始质疑《马可·波罗行记》内容的真实性，甚至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其实，这种质疑自从《马可·波罗行记》问世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文明的详细纪录和描述，本身就是对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欧洲人的一种挑战。1324年，当年已70岁的马可·波罗即将离开人世时，面对人们的质疑，仍然坚定地认为他那些有关东方的叙述“完全属实，童叟无欺！”他气息奄奄地对最后一位前来劝他承认自己的游记是“一派胡言”的教士说，他没有欺骗这个城市，他“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马可·波罗去世7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人对于《马可·波罗行记》内容真实性的怀疑一刻也没有消失。即使到了今天，这种猜测和怀疑也没有停止。如英国图书馆学者弗朗西斯·伍德博士说：“故事太精彩了，但就像很多伟大的历史传奇，记载的都是神话。”德国学者徐尔曼认为《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内容，“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汉学家赫伯、美国学者海格尔和英国学者克鲁纳斯等不约而同的撰写文章，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表示质疑。他们一是认为《马可·波罗行记》中遗漏的东西太多，如长城、汉字、中国茶、筷子和女人的小脚等这些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均未被提及；二是认为遍查中国元代宫廷和地方文献，都找不到马可·波罗等人的名字，这与中国古代事无巨细均纪录在册的做法是不相符的；三是游记中记载混乱，错误明显等等。甚至有人就此指责马可·波罗是个欺骗了世界的骗子！中国学者虽然对此则表示了辩解和批驳，但人数有限，证据不足，影响甚微。马可·波罗参观过的张掖大佛寺卧佛殿笔者长期从事西北史尤其是丝绸之路史的研究，曾经也对《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有关内容产生过质疑，当然也十分关心国内外有关学者在这方面的发现和争论。在阅读《马可·波罗行记》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个让人费解乃至不可思议的困惑。这就是波罗一家在进入河西走廊，到达甘州路（张掖）后，按照常理，他们接下来就应该沿着驿站林立、人烟稠密、给养充足的官马大道继续东行，过凉州（武威），出河西，越金城（兰州），然后再经平凉、长安等前往大都（北京）或北往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这也是汉开丝绸之路以来的通衢大道。事实上国内外许多记载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文章和书籍也都是这么写的。但从《马可·波罗行记》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从书中可清楚地看到，波罗一家并没有按常规走这条路，而是在“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后，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北行，到达亦集乃路（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而后沿着比较荒凉的北方草原前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上都与哈喇和林(蒙古国鄂尔浑河右岸额尔德尼召以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为什么要弃易择难，选择这条人迹稀疏的道路呢？这里面有什么隐秘吗？带着这个疑问，留心查阅相关资料。终于在有关张掖市的史料中发现了一条看似十分平常的资料。说的是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取甘州（张掖）和肃州(酒泉)二州的首字，建立了甘肃路总管府，后改为甘肃行中书省(这是历史上甘肃设省命名的开始)，治所甘州，辖7路2直隶州，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兰州以西河西走廊全部和青海、宁夏大部地区，同时在甘州路设置了当时西北最大的驿站，并置有从甘州路直接通往元大都的军事驿道“甘肃纳邻道”。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元代为亦集乃城纳邻，蒙古语为“敏捷”或“机密”之意。“纳邻道”是元世祖忽必烈为适应西北边防的军事需要而专设的一条军机要道。其主要目的是用于递送紧急、机密的军事要件。因大部分驿站位于甘肃行中书省境内，故又被称作“甘肃纳邻道”。驿站人员皆由蒙古军人承当。按照当时的严格规定，该道只允许悬带海青牌或金银字圆牌通报军情机密的使臣行走，其余一切出使人员只能取道官马大道上的汉站。而纳邻道的走向，就是从甘州出发，沿黑河向北，到达亦集乃路，与历史上形成的丝绸之路草原路相接，然后向东北方向延伸，到达元上都、哈喇和林与大都等地。这条路虽然均处“边远沙碛”之地，但较为平坦，路途也相对近一些。就是在今天，如果在列车提速前由河西走廊乘坐途经宁夏和内蒙古的北线K44次列车进京，总用时要比走西安、郑州等南线少5个小时左右。这样一来，这个多年困惑着人们的疑虑就迎刃而解了：原来马可·波罗一家在进入河西走廊后，从张掖改道，进入了大元帝国直通北方草原的神秘军机要道。但他们此行有“海青牌或金银字圆牌”的通行证吗？回答是肯定的：有!由张掖至亦集乃城路途中黑河边上的烽燧遗址打开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章，马可·波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和叔父在接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使命返回欧洲时，“大汗以金牌赐波罗兄弟二人”，“其上有文曰：使臣三人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金牌发源于宋，到了蒙古皇帝时代，凡使臣皆视使命、分等级持有一种牌符，所到之处必须服从，违者死罪。牌符之中，以金牌为最高。忽必烈原来还派有一名贵族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一起出使欧洲，拜会罗马教皇。所以在金牌上写明是“使臣三人”。说来也巧，那位贵族出发不久就因病不能前行了，波罗兄弟只得将他留在一座途经的城市养病，相别后继续西行，这才有可能在后来带上马可·波罗东返。否则所行人数与金牌上注明人数不同，各地驿站不但不予接待，可能还会加以拘捕。可以试想：700多年前，负有忽必烈皇帝试图沟通与罗马教皇联系重要使命的波罗一家，悬带着忽必烈皇帝所赐金牌，在进入蒙古帝国势力范围后，他们就是一路顺风，畅通无阻。“所过之地皆受人敬礼，凡有所需，悉见供应。”到达河西之后，他们之所以“奉命留居甘州一年”，大约就是在这个甘肃行中书省的省会治所，等待忽必烈的诏令。因为甘州是前往岭北行中书省哈剌和林及上都等地专用军机要道的起始点。时间大约为1274年冬。当忽必烈预计次年将从大都返回草原夏宫上都避暑时，就命波罗一家沿甘肃纳邻道，进入草原通道，而后经哈剌和林，到达上都与忽必烈会面。在《马可·波罗行记》中，除了载有途经亦集乃路的情况，也有关于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天德州”状况的记载。言其地“主要之城名曰天德”，并说“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其“阔里吉思国王”是基督教“长老约翰之后裔”。“天德州”曾是辽金时期的军事重镇丰州，辽、金至元均置天德军节度使镇守这里，因此也被称为“天德城”。晚于马可·波罗10多年，由罗马教廷派驻元朝的首任大主教蒙特·科维诺在1305年1月8日写给罗马教皇的信札中提到“天德”时也详述：“此地有一国王名阔里吉思，称其为长老约翰的大国王之后裔。而为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聂思脱里派，又称波斯教，唐代称之“景教”，系古代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真实性。文中所指“国王”，实为蒙古汪古部首领，诸王皆为蒙古汗婿，世袭“高唐王”号，《元史》中有载。成吉思汗西征之后，蒙元贵族中有人信奉基督教，应当是毫不足怪的。额济纳旗黑城西门遗址纵上可知，甘肃纳邻道，是一般商人或旅行者所不知或无法通行的。从这样一个看似平常其实又实在不同寻常的道路变更中，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马可·波罗绝对“编”不出或“听”不到这一非同寻常的东行细节!如果《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内容是道听途说或编造谎言，那他们只会依照常规，沿着熙熙攘攘的官马大道前往大都，而不会另辟蹊径，沿着“递送紧急、机密军事要件”的军用纳邻道前去北方草原与忽必烈会面！当然他也不会到达草原丝路的重镇“天德州”。对此，马可·波罗在书中第13章中记到：“骑行久之，经冬及夏，抵大汗所。时大汗所驻之城曰上都，大而且富。”波罗一家改走纳邻道到达蒙古夏都的时间，果然是在夏天！他们自甘州出发的时间，应该是1274年的冬天。1275年夏，当忽必烈听说波罗一家归来时，还“命别的使臣迎之于40日程之外”，备受尊重。由此可见，我们无须怀疑《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也无须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事实证明，马可·波罗先生真的来过中国!元上都明德门遗址在《马可·波罗行记》中的“亦集乃”一节中，说是“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16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元时的亦集乃城，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所在地，统领河西走廊北部居延地区的军政事务。今天为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所在地。在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20余公里处，有一座古城遗址巍然屹立，据考即为西夏时的“黑山威福军城”、元时的亦集乃城，今称“黑城”或“黑水城”。河西走廊最大的内陆河黑河自张掖流至额济纳旗。元时的“纳邻道”即由张掖出发，沿着黑河前往亦集乃，路程约为300余公里，如果在古代骑行，也就在16日左右，这与《马可·波罗行记》中所载基本一致。曾经通行于亚欧地区的蒙元时期八思八文圣旨金牌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行记》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疏漏和缺憾。但为什么一定要用现代人的目光如此苛求700多年前的一位威尼斯商人呢？笔者以为，那些试图否定马可·波罗和《马可·波罗行记》的人，他们往往忘记了马可·波罗首先是一位威尼斯商人的儿子。他的文化程度肯定不高，而且肯定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带有各种测量仪器的地理学家。17岁的他之所以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将来写书、发文章而去探险和考察，而是因为失去了母亲，孤立无依，只好跟着负有重大使命的父亲和叔父返回中国向忽必烈皇帝复命。元上都城内的大安阁遗址，是上都的重要宫殿其次，马可·波罗不是文学家，更不是游记作家或专栏作家。他在中国和出外游历的近20年间从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也没有收集文字或其它资料，以方便日后写书时参考。他在热那亚人监狱里与鲁思梯切的相遇和后来的叙述与记录纯属偶然。即使他从中国带来了大量资料，肯定也不会带在一个中世纪战俘的身边。如果700年前没有那一场两个意大利城市间的海战，如果热那亚人当时没有将马可波罗关进监狱，如果那位有文化、爱写作的鲁思梯切洛没有与他同关在一间牢房，也就绝不会诞生轰动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了。然而他仅凭着自己的记忆，就完成了“世界第一奇书”的创作，而且内容那么庞杂，路线那么清楚，脉络那么明晰，复杂的人名、地名及历史事件等大多与元代史实大致对应，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试问当今世界，谁能够仅凭记忆，就写出自己20多年前在一个十分陌生的泱泱大国和复杂多变充满危险和杀机的社会中的历险经历？马可·波罗的经历之复杂，记忆力之惊人，叙述之完备，思维之缜密，其实是更应该让人称奇的事；再次，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广大的一个朝代，也是自战国以来惟一不需要用长城来保卫自己的一个朝代，因此不修葺和不新建长城，是元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唐末五代、宋、辽、金、元、西夏等时期400多年的残酷战乱，到了元朝建立，位于原来草原与中原地区间作为边境标志的汉、唐长城，不知还残余多少？今天人们在北京等地所看到的雄伟壮观的古长城遗址，大多为明朝所建。马可·波罗当年虽然在大都和草原等地行走，但长城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关键是那个时候的他能看到长城吗？与此相反，纵观《马可·波罗行记》，对富丽堂皇的元朝宫廷财富和对中国内地商埠巨贾之繁荣和富贵的惊叹与赞美，倒是充斥书中，这不正好与马可·波罗商人之子的身份相吻合吗？还有，《马可·波罗行记》问世后，在印刷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当时，风靡了世界并被人们疯狂地传抄，其内容与真实性早已大打折扣，我们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为什么非要将该书内容不实、遗漏甚多的责任全部交由马可本人来承担呢？他向别人叙述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别人记录下来后流传到了社会上，难道纪录不实或传抄有误的责任也该由马可来负吗？何况马可·波罗先生还给世人留下了遗言：“我只是没把另一半所见所闻讲出来而已。”也许，当今一些专家学者所质疑的东西正好在马可·波罗先生尚没有讲出来的“那一半”之中呢？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黑城遗址20世纪末，曾经收藏于威尼斯图书馆的马可·波罗遗嘱被人发现。遗嘱书于羊皮纸上，用拉丁文写成，落款日期为1324年1月8日，距马可·波罗去世只有10天。马可·波罗在这份口述遗嘱中，除分派了自己的遗产外，还赋予他从中国带来的蒙古仆人以自由人身份，以感谢他从蒙古到威尼斯数十年中对自己的照料。世人由此才知道，马可·波罗当年不仅去过中国，而且还从中国带回了一位蒙古仆人，一直服侍到他去世后方获自由！在威尼斯图书馆中所珍藏的文件中，还有两份文件：一份是马可波罗的大女儿凡蒂纳1366年在她丈夫死后与夫家分割财产时的清单，里面标明的许多丝绸和蒙古皇帝所颁发的金牌通行证，显然来自中国；另一份文件是马可·波罗的叔叔玛窦·波罗于1310年留下的遗嘱，遗嘱中明确向马可·波罗讨要他借去一直未还的那块由蒙古皇帝所赐予的金牌。这几份文件的发现，使我们得知，使马可·波罗一家得以通行蒙古帝国全境的那块由忽必烈皇帝所赐的金牌，最后由马可·波罗从他叔叔玛窦·波罗手中“借去”后一直未还，致使玛窦·波罗临终时还念念不忘，将讨要金牌的心愿留在了遗嘱中。但马可·波罗最终也没有将金牌还回去，而是将其作为他的遗产保存在了他的长女凡蒂纳手中。这几份文件的发现和忽必烈皇帝所赐金牌的下落，应该是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应该可以肯定，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这是真的，而且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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